编者按: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民族基因,是新时代高扬的主旋律。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中共河南省教育厅党组根据教育部相关通知要求,在全省教育系统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这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步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迎接新使命,新时代知识分子应该以爱国奋斗精神为引领,弘扬爱国传统,激发奋斗精神,担当道义、不辱使命、建功立业。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特开设《学习践行爱国奋斗精神》专栏,以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优秀知识分子浓厚的家国情怀、高远的治平之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首篇推出《钱学森: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钱学森走了,留下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赤诚的爱。他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98岁,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他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
“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是一面旗帜。”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这是一份感人至深的审讯记录。
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即使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也不能改变钱学森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激动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55年冬,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拍案大呼:“好!就要你这句话!”钱学森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爱国主义总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钱学森把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6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3月,钱学森又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主持起草了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
那是新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维艰的年代。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这些人当时对什么是导弹一无所知,但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之后,钱学森又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攀登一座座高峰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也只有在为国家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赢得祖国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一是对“官”不在意,二是对“钱”不在意,三是对“名”不在意。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但钱学森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却万分关注,直至晚年依然如一。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两次获得的200万港元的奖励,全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他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3月29日,94岁高龄的钱学森在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5年7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谈到了自己忧虑的大问题。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钱学森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新中国科技、经济、国防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更有蕴涵其中的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最首要、最核心、最闪光也最令世人铭记在心的,就是贯穿于钱学森一生的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